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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台了。

    然后，王永兴就真的让开讲台的位置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的宿白先生。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1926年后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著书舶庸谈，著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写卷，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此外，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著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1920年刘半农留学伦敦，第二年转巴黎读博。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

    “除此之外，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1927年郑振铎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39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现在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可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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