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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具体到学术导师，一届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个人。

    像中文系王瑶先生一样一年招收七个研究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种情况虽然夸张，但这七个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瑶先生全部指导，还需要配上副导师。

    而且中文系哪些没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师，肯定都参与指导培养，毕竟这些都是宝贝。

    那么在学生刚入门的时候，导师应该怎么指导的啊？

    当然就是列书单了。

    先让学生去读书，然后写读书报告。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读书呢？

    考古报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读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种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读。

    不过在研一阶段，却并没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这部分，肯定是汉文典籍为主。

    这个阶段要读的书，自然自家导数列出来的书单，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导数翻阅过认为有启迪意义的书籍。

    在这个方面，就是导师的作用。

    引领入门，然后指正错误，最后培养学生独立科研学术之路。

    后世，有学者吐槽现在的学生过分听话，导师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自主学习探索之精神。

    这种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许合适，毕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导师偏离的话，或者说研究的方向更加细分不是导师关注的方向，那么反过来引领导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硕士研究生，则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时间去专研自己的学术领域。

    比如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论对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读研的时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最为放心的也就是马世昌。

    所以他跟马世昌开的书单跟别人的不一样，更多是鼓励他学习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汉学著作。

    比如之前苏亦提过的伯希和，他虽然从中国西域获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画运回巴黎，但他在东方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国际上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仅懂日文，原来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当不俗的。

    这一点，等他离开朗润园，马世昌才顺势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出了朗润园，马世昌安慰苏亦，“宿先生，刚才的话，你不要介意，实际上，宿先生是担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弯路，才告诫你要收心，但实际上，宿先生并非反对学生涉及广泛的。”

    苏亦望向马世昌，有所怀疑。

    马世昌笑，“这是真话，宿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宿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

    许婉韵娇笑，“这点，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爱好繁杂，喜欢史学，文献，考古，甚至还有美术。”

    姚华山也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觉得小师弟你最能继承宿先生全部衣钵，因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苏亦听到，怎么感觉这不是啥好话啊？

    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1946年，名望甚高的汤用彤锡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北大开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等课，宿先生从汤锡予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等，与汤先生过从甚密。汤锡予先生自西南联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原想做十六国春秋辑校，但汤先生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后来改撰麈尾考，不过此文誊抄后一直没有发表。读研究生期间，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汤锡予对宿先生说：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历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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