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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沾被蒙受，还指滋润庇荫后学良多。其于宗教史、元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进伟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莫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

    尤其是宗教史，被后人称为空前成就。

    陈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也拓宽并铺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后人能在这条道路，以便后人继续向前驰骋，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实在是有着继往开来之功的。

    至于医学史，他更有拓荒创新之举，陈因为早年陈垣还是一位近代医学事业的推动者。1908年他与友人合作创办了光华医学校，这是当时国人最早创建的私立医校。同时，又先后与友人编辑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亦为主要撰稿人。

    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三方面细致论说陈氏的史学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创之功，称“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之著述始”。陈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不仅涉及基督教、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还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为中国宗教史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概言之，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扩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铭、政书、地方志无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宗教盛衰与政治的关系如对摩尼教、也里可温教兴衰的考证；三是探索宗教文化传播的过程，考察宗教传播与相应文化扩散的情形；四是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褒贬是非，结合现实，考证史实，得出相应的历史认识。

    “宗教三书”书影在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将古人零散的考据手段，以科学方法归纳出义例和理论，使其成为可供传授和发展的各门专学。如其目录学代表作四库书目考异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年代学经典著作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避讳学杰作史讳举例、校勘学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以及史源学代表性研究陈垣史源学杂文等书，尤其是他系统总结避讳学和史源学的理论，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学，为后人指明了治学门径。

    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之高，就连苏亦这样的后辈都要仰望。

    所以多年以后，宿白先生都在感慨，世间也难有二陈这样的人。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说苏亦要自比陈垣先生？

    那是因为陈垣也是广东新会人。

    好巧，就是苏亦的老乡。

    同样是新会人，他并没有梁启超出名，完全是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只专注学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以后，因为陈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担任北师大的校长。

    陈垣先生这样的人，千年一遇有点夸张，但百年一遇却毫不夸张。

    苏亦哪有这样的底气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陈垣更多是对他的揶揄，也算是另类的告诫了。

    “学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苏亦勇于认错。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说不定为师还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实实，专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缓和了不说。

    苏亦多少理解，宿先生为何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估计是恨铁不成钢。

    又担心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吧。

    担心他在其他史学领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终本末倒置，忘他学的是考古，甚至还要继承他的衣钵研究佛教考古。

    毕竟，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入北大的。

    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连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师门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们到家中做客，绝对不是为了呵斥苏亦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如此，也不需要让马世昌他们仨人陪同了。

    他让苏亦四人过来家中做客，除了劝诫之外，更多的是传道受业解惑。

    研究生的培养跟本科生的培养最终不一样，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课堂上课，被动的接受知识，更多是主动的去学习自己的所研究的领域。

    而导师更多是指引方向。

    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就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这种还是精英式的培养。

    跟苏亦前世在云大读书的大班培养还不太一样。

    当时，他们专业就是四十多人，经常会有大班上课，尤其是研一的时候，公开课程一大堆。

    从某种意义来说跟本科生没啥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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