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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旨，封二人为左右大将军，令命恭亲王军机行走，钦此。”众人一边哗然，这也升的太快了！

    咸丰帝封奕訢为恭亲王之后，只让他充任一些礼仪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周年忌辰，都是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飨之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理。咸丰三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属闲散职务。

    此时的奕訢，可以说是基本上还游离于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对自己心存顾忌，因此处处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藏才示拙。

    但是，随着大清政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奕訢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奕訢赞襄军务之后，首先全力围剿北伐军。他针对北伐军，分居镇海、独流二处；意欲分开清军兵力的企图，强调“必须大兵云集，四面合攻，方可一鼓歼除”。

    为此，他极力调和胜保与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矛盾，令其合力攻剿。咸丰四年（1854年）初，胜保所统兵勇已达三万多人，又调杭州将军瑞昌、山东布政使崇恩各统所部千人北上，而北伐军人数此时不足万人。

    北伐军据守镇海、独流一百天，在兵员伤亡、粮食已尽、援兵不至的艰难形势下，不得不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撤，经大成县至河间府东城镇。

    奕訢知道一旦北伐军逃过黄河，就难以对付了，于是奕訢奏请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铁骑马队紧追，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合围。咸丰帝暗自惊佩其胸有全局，指挥若定。

    一月后，北伐军再撤至阜城，很快又被三万清军包围。北伐军孤军深入，劳师远征，早已人困马乏，几近强弩之末了。

    天京得知北伐军失利待援，1854年2月由夏官右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崇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军，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在萧县西北一带过黄河，入山东，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

    奕訢得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又请令胜保率万余清军赶往山东堵截。4月4日，当胜保的军队抵达临清外围时，北伐援军在猛烈攻打临清之后最终攻占了临清，可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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