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顺带跟台下众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对东方学的研究。

    话题再次回到民国学者对边境的研究问题上。

    “九一八事变后，曰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很显然，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包括讨论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鲜，中国和曰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这无疑告诉我们，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实际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19世纪起国内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毕竟，在古代，所谓中国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种族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

    钱穆先生从文化的重要性来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这是引用。

    也是苏亦的过渡。

    不管写论文还是演讲，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实际上，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观点。

    这是宅兹中国的原文。

    “从这点就可以论述曰本学者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并不合理。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华学者从地方性以及整体性来围攻，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识相的“同一性”。”

    “我们不应该从民族国家中去拯救历史，而是要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那么咱们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演变成为民族国家的呢？我觉得是从宋代。”

    哗！

    这个说法。

    跨度太大了吧？

    前一分钟还在介绍，曰本的满蒙回藏鲜之学，下一秒就跳到了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

    “大家或许觉得奇怪，为什么偏偏是宋代呢？”

    大家确实好奇。

    甚至有学生还在台下嘀咕，苏亦是不是在讨好邓广铭先生。

    毕竟谁都知道邓主任是宋史大佬，结果，你小子倒好，哪一个朝代都不说，就偏偏选择宋代？

    宋代就那么特殊呢？

    所以，就算苏亦提说出来，台下也会有学生忍不住在提问。

    他们都在好奇。

    其实，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说法。

    他只是借用葛兆光教授在宅兹中国里面关于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的观点。

    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

    这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宋代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为代表中国的近世：自宋代以降，在越来越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汉代中国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不断遭遇挫折，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则应势兴起，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葛兆光教授还以诗歌史为例。

    用辛弃疾、陆游的诗歌来举列子。

    从宋代文人们诗词中所表达的此种民族主义式的焦虑、紧张等情绪，在葛兆光教授看来，都呈现出一种历史中国内的一个一般思想师姐，而这个新的思想世界，便标示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这些列子，听起来极为荒唐。

    然而，对照葛兆光教授的学术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