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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遗址、遗物、古建筑这类地上文物，没法搬入展评，只能用照片展示，这种情况，不要说当年的历博，现在的各大博物馆也是如此，除非是遗址博物馆。

    除此之外，因为要表示中外经济交流，有些器物就在国外，被老外所有，也只能用照片来替代。

    当然，书籍也是重要的。

    在这个方面的选择其实也有问题。

    比如三国陈列中，就有曹植墓出土的器物。

    然而，这些东西只是能证明曹植是建安诗人，却无法证明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

    大问题则出在乱糟糟的十年时间。

    十年时间，历博一度闭馆，为了复展做出大量修改。

    原先以王朝建立起来的陈列体系，直接被推翻，变成了以农民战争开始的新陈列体系。

    就是只要是朝代，就必须要有农民起义为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苏亦之前会装傻说陈列关于农民起义农民斗争的内容太多的原因。

    其实，72年以后的通史陈列，关于这个部分内容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然而，后面又有新问题了。

    又需要补充评法批儒的部分。

    75预展，78年，也就是今年才正式开放。

    这种情况下，通史陈列的问题太多了。

    多到都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去专门挑刺。

    然而，谁又敢去专门挑刺。

    要不是，给中大的新人说策展，苏亦顺口提到通史陈列，被向左岸这个愣头青跳出来质问，苏亦才不会对通史陈列评头论足。

    当然，这一切的起源都源于自己的口无遮拦，拿通史陈列来举例。

    苏亦在内心提醒自己，以后更加的要谨言慎行。

    这种情况下，白痴才会继续挑通史陈列的毛病。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故事，苏亦是知道的。

    好在，王老不是神宗他更不是苏轼，不需要暗讽，真要有意见，在学术会议上有的是机会说，同样，论文有的是篇幅写，不需要在这里意气用事。

    古运权的提问，是好奇还是挖坑，苏亦心知肚明，按照他对这位北大学长的了解后者可能性比较大。

    既然古运权说他是好奇，苏亦权当他好奇，接下来，他亦如黄玉治期待的那般老持稳重，语速平缓。

    苏亦率先望向古运权，“虽然不知道古学长为何有这样丰富的联想，但学长有一点是说对的，那就是，叙事型展览这个术语确实是我一家之言，做不得准，但目前国内的文献很少有相关研究，甚至国外的文献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很少，不过我在北大的资料室里面翻看一些外文文献，其中就有关于俄国的人类学考古学领域三杰之一佛拉基米尔·乔基尔森，他在文献中就提及类似的概念，所以，这一次策展有机会让我来负责，我就想尝试一下另外一种策展表现方式。”

    佛拉基米尔·乔基尔森当然不会在文献中提及叙事型策展。

    因为他只读过这位老兄的《阿留申群岛考古调查报告》，《勘察加半岛考古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报告，而且，还是因为梁思永先生的关系。

    但，这个时候，却不妨碍苏亦把对方拉出扯大旗。

    毕竟，这个年代，苏联还是老大哥呢。

    尤其是建国初期，新中国考古事业都仿照苏联老大哥的那一套，就算现在，这些痕迹也依然存在。

    这种情况下，把一个俄国人拎出来，更有说服力。

    然而，佛拉基米尔·乔基尔森因为历史的原因根本就不被俄国学界接纳，只好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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